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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舉證必然伴隨著決斷，或者說舉證規則是為了決斷服務的。訴訟中的舉證責任是法官為了真偽不明狀態下作出決斷的規則，同時這一規則在行政執法過程中也被行政機關所運用。行政機關在行政執法過程中，會根據自己所掌握的證據論證對行政主體作出行政決定的合法性，而行政相對人也會自己進行辯護，從而否定行政機關行政決定的合法性。當行政機關認為通過舉證，已經達到了事實清楚，證據充分時，就會據此作出具體行政行為。

對稅收核定征收權進行司法控制的必要性，與其作為行政權，具有裁量性有密切關聯。“行政權是由或其他行政主體擔當的執行法律，對行政事務主動、直接、連續、具體管理的權力，是權力的組成部分。” 政府為了履行公共職能，享有行政權。稅收是保障和政府有序運行的財政來源，“征稅權是行政機關在執行稅法、進行稅收征納活動中擁有的權力，是有關征稅行政方面的稅權。”3()“自由裁量行政權是法律規定了行使權力的標準、范圍、幅度，行政機關可以自由進行選擇或者根據自己的判斷而采取行動的權力。” 核定征收權屬于行政權中的征稅權，具有極強的裁量性，本質上是行政自由裁量權在稅收領域的具體化，是稅收征管中稅務機關的自由裁量權。

只有先進行稅收核定，征收程序才得以正式開始。，稅收核定是欠稅爭議與退稅爭議相區別的核心所在。第三，征收時效以稅收核定為起算標準。在日本關于核定征稅，雖在所得稅法、法人稅法中有明文規定，但是，法院對這種明文規定制定前的所得稅也認可核定征稅，對于欠缺明文規定的稅種也持有允許適用核定征稅的觀點。此外，核定征稅不適用藍色申報。

在核定征收適用條件方面，爭議的是《稅收征收管理法》三十五條“計稅依據明顯偏低，且無正當理由”的規定，有代表性的案例是“德發案”。德發公司對涉案房產進行拍賣，并以拍賣價格作為計稅依據進行了納稅申報崇明核定征收企業。但是稅務機關以其“計稅依據明顯偏低，又無正當理由”為由，重新核定了其應納稅額。該案中，法院認為：法律對于計稅依據明顯偏低，又無正當理由的規定比較原則崇明核定征收企業，沒有切實可操作的標準，稅務機關在此需要根據稅務行政中的經驗法則做出專業判斷，具有較強的裁量性。除非這一核定征收行為明顯不合理或者濫用職權，否則人民法院均應尊重稅務機關遵循法定程序作出的專業判斷。

在我國核定征收的稅務實踐中，稅務機關更多地將核定征收作為對納稅人不遵從稅法義務的一種懲罰措施，而忽略了核定征收真正的目的在于盡可能準確地確定納稅人的應納稅額。在這種預設前提下，稅務機關往往背離了對納稅人的“誠信推定原則”崇明核定征收企業，對納稅人做出了“有罪推定”，往往在欠缺對納稅人違反協力義務的確鑿證據時，直接適用了核定征收。稅務機關采取這種過錯推定的立崇明核定征收企業場，實則把舉證責任推給了納稅人，納稅人必須自證清白，才能免于納稅核定。在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納稅人的理由，很難得到稅務機關的認可。因此，應以立法形式明確稅務機關在核定征收案件中的 證明責任。

核定征收爭議可以通過向行政機關申請復議或者在復議之后提起行政訴訟的方式進行解決。具體體現在《稅收征收管理法》和《稅務行政復議規則》中。而且，在提起行政訴訟之前，還需要先行繳納稅款或者提供相應擔保。只有完成繳納稅款和行政復議等程序，針對核定征收提起的行政訴訟案件才能進行實體審理。司法控制的運行現狀為了進一步了解我國司法控制稅收核定征收權的情況，筆者對我國近年來稅收核定征收的行政審判案例進行了統計分析。這部分內容使用的相關審判案例出自“無訟案例”，筆者對其公布的1991年至2017年涉及核定征收的106個案件進行逐一篩選，剔除掉其中的執行類案件和核定征收率等與本文核定征收的主題無關聯的案件。對其中的46個案件進行深入細致的分析，經過整理統計得出一些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