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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證明程度而言小規模核定征收所得稅，或許我們可以借鑒德國的一些做法。在德國審理實務上將《租稅通則》第162條第2項當作證明風險分配的規范，針對納稅義務人與征稅機關闡明事實的共同責任，當納稅義務人未按《租稅通則》第90條規定履行闡明事實的協力義務時，財務法庭即彈性地減輕稅務機關的證明程度，前揭證明風險的理念來自范圍理論下之證明距離，即當納稅義務人于所屬生活領域內，所掌握之事實或證據方法越多者，所應負擔的事實闡明責任也越高。 在此意義下，《租稅通則》第162條第2項將協力義務的違反與證明程度的減輕小規模核定征收所得稅，相互聯結，在納稅人違反協力義務時，稅務機關的證明程度只需要達到可能性之蓋然性即可。基于以上分析，稅務案件證明風險的分配可以做如下安排：如事實關系不明的原因，是存在于稅務機關之管領范圍內，稅務機關應在真偽不明時承擔由此帶來的不利益；如事實關系不明的原因，不存在于稅務機關的管領范圍內，稅務機關所負擔的證明程度就可以減輕。

日本有學者認為，所謂賦課征收，是指依課稅廳的處分來確定應納稅額的確定方式氣研究不同學者對概念的理解，稅收核定的本質就是一種稅收認定行為，是通過合理的方法對納稅人應納稅額的估算。它是一種征稅補救方法，只能在按其他征收方式無法準確有效的征收稅款時使用。其目的在于確保稅款的不流失，實現稅法的公平與效率，提高納稅人的自覺遵從度。因此，稅收核定可以定義為，納稅人存在賬務不健全的情況，征稅機關依據稅法的相關規定，借助合法的方式推計應納稅額的一種方式。

事實推定是指法律規定法院有權根據己知事實和經驗法則進行邏輯上的演繹，從而得出待證事實是否存在及其真偽的結論。事實推定具有以下特點：，必須無法直接證明待證事實的存在與否，而只能借助間接事實推斷，此為必要條件；，對方當事人可就前提事實或推定事實提出反證，其反證程度僅需使反證對象處于真偽不明狀態即可；第三，必須符合經驗法則小規模核定征收所得稅。 事實推定并不是舉證責任的轉移。故此，稅務機關行使核定征收權時，對其作出的核定征收行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應承擔證明責任。具體包括：證明核定征收適用條件是否滿足、所依據的間接資料是否合理合法以及核定方法的選擇是否合理等。而納稅人只需要提出證據證明其中的任何一方面處于真偽不明，即可推翻稅務機關核定的應納稅額。

稅收法定原則恰恰就是對權利濫用行為和隨意裁量進行限制，要求稅務機關在稅款征納中執法公平，對公民要平等對待，防止權力尋租、行政腐敗，從而維護法的權威，社會的穩定、有序。基于稅收法定主義，稅收之債是否成立不應受制于行政權力，這只能是由法律去管轄和調節，法律是否明文規定決定了其成立與否，并且只能是法律的明文規定才能確定稅收之債的成立。 稅收法定體現著一個的民主，法律是由民選機關制定通過，法律的執行也就事先得到了公民的同意。

我國的稅收核定立法僅在《稅收征管法》及《實施細則》中提及，核定征收作為重要的征收方式之一，內容不應散見于各種低位階的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和規范性文件中，應形成完整的法律體系。《稅收征管法》第35條只規定了適用核定征收方式的條件，并沒有給出具體的標準。實踐中，企業所得稅征收方式的鑒定是每年稅務基層的重要工作之一，然而指導實踐工作的僅有2008年下發的《企業所得稅核定征收辦法》這一規范性文件，不僅標準不明確，操作性也不強。

稅務機關無法準確計算課稅基礎時，應依據合法有效的核定方法進行估計。納稅人拒不申報納稅或對異議之處不作說明，違反協力義務的規定，尤其應采用核定征收。納稅人無法提供賬簿或賬簿不健全的，亦同氣從上述條款可知，在德國，納稅申報義務有自主申報和核定征收兩種形式。其中，核定征收方式稅務機關對稅基進行核定前，納稅申報義務人仍然具有申報義務。針對兩種申報方式的結果存在差異的情況，或者無法計算課稅基礎時，稅務機關通過推定的方法核定征收應納稅額小規模核定征收所得稅。